翻譯理論常識簡介
發(fā)布日期：2016-11-28 :: 瀏覽數：2831 次 信息來源：
4 ． 2 我國傳統(tǒng)譯論要點
1) 嚴復的“信、達、雅”：
信： “忠實”，即“意義不倍（背）文本”，忠實于原文意義。
達： “流暢”，即不拘泥與原文形式，盡譯語之能事以求原意明顯，使譯文通順達意。
雅： “古雅”，原本指當時能登大雅之堂的文言文，一種古雅文體，即“用漢以前字法、句法” ( 嚴復 ) 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嚴復的求“雅”實則是講究“修辭”，講究譯文表達要有“文采”。
嚴復的的翻譯實踐：“與其傷雅，毋寧失真”，重在一個“雅”字，并不十分注重“信”：“譯文取明深義，故詞句之間，時有所顛倒附益，不斤斤于字比句次”。
嚴復在其《天演論· 譯例言》中對 “信、達、雅”解釋得 非常清楚，就是“修詞立誠”（信）、“詞達而已”（達）、“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”（雅），“三者乃文章正軌，亦即為譯事楷模，故信達而外，求其爾雅”。所謂“行遠”，就是提倡用“用漢以前字法、句法”這一所謂“桐城派”的古文體譯書，已能讓當時的文人士大夫普遍接受的效果。這一點， 王佐良 先生曾說的極其透徹：
“嚴復的翻譯是有目的的，就是要引起他所認為真正有影響的人，即知識分子的注意……他所翻譯的書都是形成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思想體系的經典著作。他知道這種思想，對當時沉緬于中古世紀迷夢中的知識分子來說，等于一味苦藥。所以，他用知識分子所欣賞的古雅文體給苦藥裹上一層糖衣，使它容易下咽。所謂‘雅'也者實際上是嚴氏的推銷術�！�，不出數年，他的譯作贏得了廣大的讀者，他的思想攻勢取得了成功”（王佐良：關于文學翻譯答客問，《翻譯通訊》 1983/10 ）。
他翻譯的《天演論》，其文本實際是一種“信息型”功能的社科哲學讀本，嚴復為了實現(xiàn)他特定的翻譯目的，人為地在文本中設置了一些戲劇性場景，以增強吸引力迎合當時士大夫們的口味。例如，他將原文中很平白的一句譯為：
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, two thousand years ago,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, the whole country-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,…
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，在英倫之南，背山而面野。檻外諸境，歷歷如在幾下。乃懸想二千年前，當羅馬大帝愷徹未到此時，此間有何景物。 ……
一下就把讀者引入一戲劇性場景之中，將原文“信息型”功能巧妙轉換成一種“呼喚型”功能，極大地喚起了讀者的閱讀興趣，推動了《天演論》在中國讀者中的廣泛流傳。
一個世紀以來，人們對嚴復的“ 信、達、雅 ”作出過各種新的解釋。林語堂認為，這“三字訣”就是指“對原文負責、對讀者負責、對藝術負責”，例如譯文譯作品，如詩文小說之類，譯文求其必信必達之外，“不可不注意于文字之美”的問題�！啊胚_雅'三字的含義，尤其是‘雅'字的含義，根據這樣解釋，已不完全是嚴復的本義，而取其變義了。事實上，后來一直說信達雅，已很少在拘泥于嚴復的本義，尤其對‘雅'字，似乎人人能解，但是解各不同，如釋為雅訓，典雅，文雅，優(yōu)雅，優(yōu)美，文采，風格，講究文筆，注重修辭，強調文學價值和藝術價值”（羅新璋：我國自成體系得翻譯理論，《翻譯通訊》 1983/8 ）。還有人認為，嚴復的“三字訣”換言之就是“內容忠實、語言通順、風格得體”，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嚴復的求 “ 雅 ” 實則是講究 “ 修辭 ” ，講究譯文表達要 有精神和美感 “ 文采 ” ，但現(xiàn)在通常把它闡釋為 “ 保存原作的風格 ” 。
2) 魯迅的譯觀：
魯迅共翻譯十四個國家一百多位作家的作品，包括俄、日、英、法、德、奧地利、荷蘭、西班牙、芬蘭、捷克等多個國家不同作家的長篇小說、短篇小說、詩歌、劇本、童話和文藝理論著作，總字數達三百萬以上。
(1) 魯迅對翻譯的 結論性 觀點是“凡是翻譯，必須 兼顧兩面，一當然力求易解，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 ”，這是魯迅的基本思想。
(2) 針對當年那種“牛頭不對馬嘴”、“削鼻剜眼”的胡譯、亂譯以及所謂“與其信而不順，不如順而不信”的說法（梁實秋），提出了“ 寧信而不順 ”這一原則，主張直譯，以照顧 輸入新表現(xiàn)法和保持原作的風貌 。
(3) 他認為，翻譯 一要 “移情”、“益志”，譯文要有“ 異國情調 ”， 二要“輸入新的表現(xiàn)法 ”，以 改進中文的文法 ，在當時主要表現(xiàn)為改進白話文。
必須強調的是，魯迅其實是主張翻譯既要通順，又要忠實的。只是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況下，“寧信而不順”。理由是：“譯得‘信而不順'的至多不過看不懂，想一想也須能懂，譯得‘順而不信'的卻令人迷霧，怎么想也不會懂，如果好像已經懂得，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（魯迅· 幾條“順”的翻譯）�！保ㄙ軈f(xié)斌：略論魯迅的翻譯理論和實踐， 1983/4 ）。所以，魯迅所講的“寧信”，是強調要忠實于原文，“這所謂‘不順'，絕不是說‘跪下'要譯作‘跪在膝蓋上'�！旌�'要譯作‘牛奶路'的意思”（魯迅，二心集·關于翻譯的通信）。二是指要從外國語言的詞匯和語法中吸取對我們有用的成分（徐新民，魯迅與科普翻譯，《翻譯通訊》 1983/9 ）�！安槐胤裾J，這些充滿‘洋氣'的外來語，中國讀者起初看起來確有些不順眼，念起來不順口，但見得多用得多了，‘其中的一部分，將從不順而成為順，有一部分，則因為到底不順而被淘汰，被踢開'（魯迅：翻譯的通信）�！T如‘我想今晚去拜訪您，要是您不覺得有什么不便的話'這類外來句法，今天不是已經說得順、聽得懂，而且完全‘融入'到漢語中去了嗎？”（佘協(xié)斌， 1983/4 ）。
魯迅對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不滿，對西方文化的肯定和信仰使他始終堅守著直譯方式，堅持直譯甚至硬譯來打破傳統(tǒng)的封建文化，輸入異樣的句法來創(chuàng)建新文化。通過翻譯，他把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所缺少的先進文化因素輸入進來，借助它們對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痼疾進行批判和改造，用文藝來對國民進行思想啟蒙，喚醒麻木的國民性，引起療救的注意，這也正是他當年棄“醫(yī)”從“文”的初衷和動機。
3) 傅雷的“神似”說 (Spirit Alikeness) ：
傅雷 對翻譯有 兩個比喻 ，一是“以效果而言，翻譯應當 象臨畫一樣 ，所求的 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”。二是就手法而言，“以甲國文字傳達乙國文字所包含的那些特點，必須 像伯樂相馬 ，要‘ 得其精而忘其粗，在其內而忘其外 '”。
但是，“我們在翻譯的時候，通常是膽子太小，遷就原文字面、原文句法的時候太多。要避免這些，第一要精讀熟讀原文，把原文的意義、神韻全都抓握住了，才能放大膽子�！� 因此，在形式與內容的關系上，他根據自己深厚的中外文化修養(yǎng)，多次指出中西思維方式、美學情趣方面的異同，強調翻譯決不可按字面硬搬，提出了中西語言上的 10 大不同點 ：
“兩國 文字詞類 的不同， 句法構造 的不同， 文法與習慣 的不同， 修辭格律 的不同， 俗語 的不同，即反映 民族思維方式 的不同， 感覺深淺 的不同， 觀點角度 的不同， 社會背景 的不同， 表現(xiàn)方法 的不同”等。
因而，“ 即使是最優(yōu)秀的譯文，其韻味較之原文仍不免過或不及。翻譯時只能盡量縮短這個距離，過則求其勿太過，不及則求其勿過于不及�！� 理想的譯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 。那么原文的意義與精神，譯文的流暢與完整，都可以兼籌并顧，不至于再有以辭害意，或以意害辭的弊病了”，主張翻譯必須保存原作的精神和美感特征，做到“ 神形兼?zhèn)洹?nbsp;、 傳神達意。
4) 錢鐘書的“化境”說 ：
所謂“化境” (Sublimation) ，是指原作在譯文中就象“ 投胎轉世 ”，軀體換了一個，但 精魄依然故我 。換句話說， 譯本對原作應該忠實得讀起來不像譯本 ，因為作品在原文里決不會讀起來象翻譯出的東西的：“ 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可以說是‘化' 。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換成另一國文字， 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，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，那就算得入于‘化境' ”。因此，他贊同西方所謂“翻譯者即反叛者”（“ Trandutttore traditore ”——“ Translator, trator ”）的說法，認為 好的譯文應該在藝術上勝過原文 ：“譯者運用‘歸宿語言' 超過作者 運用‘出發(fā)語言'的本領，或 譯本在文筆上優(yōu)于原作 ，都有可能性”。
需要強調的是，傅雷與錢鐘書都是從美學 (aethetics) 角度提出的翻譯原則。而當代 許淵沖 先生也從這一角度提出了翻譯中國詩詞要傳達原文的“意美、音美、形美”的主張 (1979) ，并且指出這三美標準并非同等重要：“在三美之中，意美是最重要的，是第一位的；音美是次要的，是第二位的；形美是更次要的，是第三位的。我們要在傳達原文意美的前提下，盡可能做到三美齊備。如果三者不可得兼，那么，首先可以不要求形似，也可以不要求音似；但是無論如何，都要盡可能傳達原文的意美和音美�！薄叭馈痹瓌t強調了文學、尤其是詩歌翻譯中的重點。
如杜甫《登高》中的名句：“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”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不可譯，因為“落木蕭蕭”三個草頭，“長江滾滾”三個三點水，“蕭蕭”、“滾滾”又是疊字，這種形美和音美如何能轉達呢？其實，創(chuàng)譯法就可以化不可能為可能，如下面的譯文：
The boundless forest sh eds its leaves sh ower by sh ower ;
The endless r iver r olls its waves h our after h our .
原詩的“無邊”和“不盡”對仗工整，譯文 boundless 和 endless 也是遙遙相對；原詩“蕭蕭”是疊字，譯文也重復了 shower ，并且和“蕭”音似；原詩三個草頭，譯文也是三個“ sh ”的頭韻，原詩有三個三點水，譯文也有兩個詞是“ r ”的頭韻。但是原詩“滾滾”這對疊字只譯了意，而沒有傳達原文的音美和行美，這是有所失，但加上了“ hour after hour ”（時時刻刻）這個疊字片語，就可算是三美齊全了，因為原詩“不盡”可以包括空間和時間兩方面含義，在空間方面是無窮無盡，在時間方面就是時時刻刻，所以加上這個片語，就是以創(chuàng)補失，創(chuàng)造一個疊字片語來彌補形美方面的損失。（ 許淵沖，翻譯的藝術， 2006 ： 14 ，五洲傳播出版社 ）
4 ． 3 幾家西方譯論常識 （計劃學時 6 學時）
本節(jié)重點：常識性概念：泰特勒翻譯三原則，紐馬克文本分類說與語義翻譯和交際翻譯法， 賴斯的文本分類說，費米爾的目的論，諾德的紀實翻譯法和工具翻譯法，奈達的功能對等
4 ． 3 ． 1 西方古典、近代譯觀摘要：
從 公元前一世紀 前后的 羅馬帝國到十八世紀末 。在這個漫長的時期里，翻譯家們直接根據自己的實踐對翻譯作了初步的分析與論述，其代表人物有古羅馬政治家和演說家 西塞羅 （前 106-43 ）、古羅馬詩人與文藝批評家 賀拉斯 、古羅馬神學家 奧古斯丁 （前 65-8 ）、古羅馬宗教作家、《通俗拉丁文本圣經》的主要譯者 哲羅姆（或杰洛姆） 和德國宗教改革運動的發(fā)起者 路德 （ 1483 — 1546 ）等。他們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正確地翻譯希臘文學典籍以及基督教《圣經》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語文學的，主要注重原文的文學特征，熱衷于討論 譯者是該讓讀者向原文靠攏（直譯）還是讓原文向讀者靠攏（意譯） 的問題。標志著這個時期結束的是近代英國歷史學家與翻譯理論家 泰特勒 （ 1747-1814 ）于其中提出著名的翻譯三原則的著作《論翻譯的原則》（ 1791 ）。
1) 西塞羅 (Marcus T. Cicero ，前 106-43):
古羅馬政治家、哲學家、雄辯家。他對翻譯的看法是：“ (In translation), I did not think it necessary to translate word for word , I preserved the general style and force of the language . For I did not believe it was my duty to count out words to the reader like coins , but rather to pay them out by weight as it were ” ( 翻譯不必逐字直譯 ，應 保持原作總體的風格和語勢 。譯者的職責不是像數硬幣那樣一個詞一個詞地給讀者譯出，而是按原數量以斤兩支付給他們 ) ，這段話后來成了西方翻譯界的傳世名言。很顯然， 西塞羅 主張活譯，反對直譯 ，其翻譯理論要點大致如下：
（一）譯者在翻譯中應象演說家那樣，使用符合古羅馬語言習慣的語言來表達外來作品的內容，以吸引和打動讀者、聽眾的感情。
（二）直譯是缺乏技巧的表現(xiàn)。應當避免逐字死譯，翻譯應保留的是詞語最內層的東西（ genus omne vimque ），即意思。譯者的責任是給讀者“稱”出原詞的“重量”而不是“算出”原詞的數量。
（三）翻譯也是文學創(chuàng)作，任何翻譯狄摩西尼（古希臘演說家）的人都必須自己也是狄摩西尼式的人物。
（四）聲音與意思自然相連，或者說詞與詞義在功能上不可分割，這是語言的普遍現(xiàn)象，而由于修辭手段以這種詞語詞義的自然聯(lián)系為基礎，因此各種語言的修辭手段彼此有相通之處。這就說明，翻譯可以做到風格對等。
（詳見譚載喜，西方翻譯簡史， 2004 ： 19 ， 20 ）
2) 哲羅姆 (Sanit Jerome:347--420):
古羅馬宗教作家、《通俗拉丁文本圣經》的主要譯者。他在總結古羅馬戲劇翻譯大師們的譯法后，提出了這樣的問題：“ But do they stick at the literal words? Don't they rather try to preserve the beauty and style of their originals ? What men like you call accuracy in translation, learnd men call pedantry….I have always aimed at translating sense, not words . ” ( 他們是否死扣原文字面 ？ 不是更致力于保存原作的美感和風格嗎 ？ 你們所謂的翻譯之精確 ， 哲人們則謂之為迂腐。（因此），我一直著眼于這樣的觀點： 翻譯應譯意，而不是孤立的詞 。 )
哲羅姆陳述的翻譯原則和方法摘要如下：
（一）翻譯不可能始終字當句對，而必須采取靈活的原則，由于各種語言在用詞風格、表達習慣、句法以及語義、內容等方面都互為區(qū)別，因此不能采用逐詞翻譯的方法。
（二）應區(qū)別對待“文學翻譯”與“宗教翻譯”。在文學翻譯中，譯者可以而且應當采用易于理解的風格傳達原作的意思，但在《圣經》翻譯中，則不能一概采用意譯，而主要應當采用直譯。并指出，在這種“直譯”中，對《圣經》原文的句法結構不得有半點改動，否則就會損害《圣經》的“深刻含義”，降低譯文質量。
（三）正確的翻譯必須依靠正確的理解。“……句子要靠譯者的博識與精通語言才能理解、翻譯”，而不是靠所謂“上帝的感召”。
（詳見譚載喜： 26-27 ）
3) 弗里德里�！な┤R爾馬赫 (Friedrich Schleiermacher,1768-1834)
德國基督教新教哲學家、神學家和古典語言學家，其論文《論翻譯的方法》從理論上闡述了翻譯的原則和方法問題，要點如下：
（一）翻譯分筆譯和口譯。他是西方第一個把筆譯和口譯明確區(qū)分并加以闡述的人。口譯者主要從事商業(yè)翻譯，筆譯者則主要從事科學藝術翻譯。
（二）翻譯分真正的翻譯和機械的翻譯，前者指文學作品和自然科學作品翻譯，后者指實用性翻譯。筆頭翻譯屬真正翻譯的范疇，口頭翻譯屬機械翻譯的范疇。
（三）翻譯必須正確理解語言思維的辯證關系（略）
（四）翻譯可有兩種不同途徑，一是盡可能地不打擾原作者的安寧，讓讀者去接近作者，一是盡可能地不打擾讀者的安寧，讓作者去接近讀者。這實際上就是現(xiàn)在我們談論的直譯與意譯之分。施萊爾馬赫沒有正面提到直譯與意譯的問題，但可以得出這樣的理解：堅持譯作順從原作，采用的方法就是直譯，堅持原作順從譯作，采用的方法就是意譯 。
施萊爾馬赫的上述理論在 19 世紀曾產生過很大影響，至今仍有其重要意義，盡管他對口譯的觀點是錯誤的，口譯不僅是一門機械的活動，同樣是一門技藝，特別想即席傳譯甚至同聲傳譯，其難度較之筆譯是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（詳見譚載喜： 106-108 ）
4) 泰特勒 ( 1749-1814 ) 翻譯三原則 （ Tytler's 3 principles ） ：
在其《論翻譯的原則》一書中，泰特勒首先給所謂“優(yōu)秀的翻譯”下了一個定義：原作的優(yōu)點完全移植于譯作語言之中，使譯語使用者像原語使用者一樣對這種優(yōu)點能清楚地領悟，并有著同樣強烈的感受。據此，他提出了翻譯必須遵循的三大原則：
A. 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( 譯文應該是原著思想內容的完整再現(xiàn) / 復制 ) ；
B.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 ( 譯文的風格和手法應該和原著屬于同一種性質 ) ；
C.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 ( 譯文應該有原作一樣通順流暢的文筆 ) 。
值得指出的是，泰特勒的原則沒有考慮到“可譯度”的問題，實際上，譯文在意義和風格筆調方面的損失常常是難以避免的，“完全”復寫出原文的思想，即便在理論上可能做到（比如不加限制地附加譯注），在實際翻譯中也是難以實現(xiàn)的。
泰特勒的翻譯理論比較全面、系統(tǒng)，它不僅是英國翻譯理論史，而且也是整個西方翻譯理論史上一座非常重要的里程碑。 （詳見譚載喜： 129-132 ）
4 ． 3 ． 2 幾家現(xiàn)、當代西方譯論要點：
本小節(jié)將簡要提取少數幾家西方現(xiàn)、當代譯論的要點，并著重簡述一下西方的功能翻譯理論的幾點要旨。
1) 沃爾特·本雅明（ Walter Benjamin ）
德國 20 世紀上半葉在翻譯研究上最有建樹、影響最大的散文作家、文學批評家和語言哲學家。他的翻譯研究觀點新穎，自成一家，在西方翻譯史上穩(wěn)占一席，主要觀點如下：
（一）原文的可譯與不可譯，取決于原文本身有無翻譯的價值。
（二）翻譯不是譯意思，而是譯形式。翻譯不應以原文意思為根據，而應當詳細地再現(xiàn)原作意思的表現(xiàn)形式。譯者只需跟原作者打交道，絲毫也不必考慮讀者的要求。
（三）最理想的翻譯法，是逐行對照式翻譯即逐詞對譯。要再現(xiàn)原作形式，就只有死摳原文字眼。凡偉大的作品，例如《圣經》，其字里行間實際就包含著翻譯，如用另一種語言逐詞把原文寫在每一行的下面，偉大的作品就能完美地再現(xiàn)于譯文語言中，原文的效果也就會在譯文語言中引起反響。
（詳見譚載喜： 177 ）
2) 波斯蓋特（ J. P. Postgate,1853-1926 ）
既是英國文學家、翻譯家，又是文學評論家和翻譯理論家，提出了著名的 “ 后瞻式 ” (retrospective) 和 “ 前瞻式 ” (prospective translation) 翻譯法：
“ 后瞻式 ” 翻譯：翻譯過程中譯者始終 著眼于原作者 ，所謂 “ 向后看 ” ，而不是考慮目的語讀者 “ 向前看 ” ，因而方法上處于 被動 ， 拘泥于原文 ，譯文效果如何、能不能被讀者接受則不考慮，全是讀者自己的事。譯者采取的步驟是先理解，后表達。
“ 前瞻式 翻譯 ” ：簡言之，指譯者著眼于 的語讀者 ，用自由的方法和常見的表達方式處理譯文，以保證 的語讀者 原有的思想認知不受沖擊和預測不受干擾，翻譯 著重于譯文 而不是原文。因而理解是先決條件，譯者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表達上。
特別是翻譯古籍和文學名著，一般采用后瞻式翻譯，以便把重心轉向原作。因此，對后瞻式翻譯者，水平要求更高。而在前瞻式翻譯中，為了不使讀者感到生疏，譯者傾向于采用熟詞熟語，對原文意思不會摳得很緊，但在后瞻式翻譯中，卻要求譯者（ 1 ）理解原文的每一個詞；（ 2 ）選用最切近原文的譯語對等詞；（ 3 ）巧妙安排這些對等詞，使譯文在整體上是原文的準確的對等形式。
當然，他還提出了諸如“譯文效果要有學者判斷”而不是一般讀者判斷、“忠實是衡量翻譯成敗的最高標準”、“譯作的生命在于更新”等觀點。
( 詳見譚載喜 :181)
3) 西沃多·薩瓦里（ Theodore Horace Savory,1896-? ）
英國重要的語言學家和翻譯理論家，其翻譯思想主要表現(xiàn)在《翻譯藝術》（ The Art of Translation ， 1957 年出版， 1968 年增訂再版）一書中，他認為翻譯是一門藝術，進而把文學翻譯比作繪畫、把科技翻譯比作攝影，把翻譯分為四類，即完美翻譯（ perfect translation ）、充分翻譯（ adquate translation ）、綜合翻譯（ composite translation ）和科技翻譯（ translation of learned,scientific,technical and practical matter ）。此書論述了翻譯原則和方法，涉及古典作品、詩歌、《圣經》、教育與科技作品的翻譯，被人譽為“英語中論述翻譯的最佳之作”。
完美翻譯：指廣告、布告等純粹傳遞信息的翻譯，由于幾種不同文字寫成的布告，內容一模一樣，不帶任何感情色彩，只向旅客傳遞信息，所以譯成譯文語言時可達完美程度。
充分翻譯：指不拘形式、只管內容的翻譯。換句話說，只要譯文在內容上與原文保持一致，文字上有出入無關緊要。這類翻譯的服務對象是一般讀者。由于讀者感興趣的不是原作風格，也不是原作語言，而只是故事情節(jié)，所以對譯文往往可以放手增補刪節(jié)甚至更改。因為在“充分翻譯”中，“內容比形式更重要�！�
綜合翻譯：指從散文體到散文體，從詩體到詩體的文學翻譯，主要包括古典作品的高質量翻譯。這類翻譯難度最大，形式和內容一樣重要，甚至比內容更為重要，因此往往采取逐詞對譯。從詩此類翻譯的多為飽學之士，服務對象也不是一般讀者，而是嚴肅讀者。
1) 嚴復的“信、達、雅”：
信： “忠實”，即“意義不倍（背）文本”，忠實于原文意義。
達： “流暢”，即不拘泥與原文形式，盡譯語之能事以求原意明顯，使譯文通順達意。
雅： “古雅”，原本指當時能登大雅之堂的文言文，一種古雅文體，即“用漢以前字法、句法” ( 嚴復 ) 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嚴復的求“雅”實則是講究“修辭”，講究譯文表達要有“文采”。
嚴復的的翻譯實踐：“與其傷雅，毋寧失真”，重在一個“雅”字，并不十分注重“信”：“譯文取明深義，故詞句之間，時有所顛倒附益，不斤斤于字比句次”。
嚴復在其《天演論· 譯例言》中對 “信、達、雅”解釋得 非常清楚，就是“修詞立誠”（信）、“詞達而已”（達）、“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”（雅），“三者乃文章正軌，亦即為譯事楷模，故信達而外，求其爾雅”。所謂“行遠”，就是提倡用“用漢以前字法、句法”這一所謂“桐城派”的古文體譯書，已能讓當時的文人士大夫普遍接受的效果。這一點， 王佐良 先生曾說的極其透徹：
“嚴復的翻譯是有目的的，就是要引起他所認為真正有影響的人，即知識分子的注意……他所翻譯的書都是形成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思想體系的經典著作。他知道這種思想，對當時沉緬于中古世紀迷夢中的知識分子來說，等于一味苦藥。所以，他用知識分子所欣賞的古雅文體給苦藥裹上一層糖衣，使它容易下咽。所謂‘雅'也者實際上是嚴氏的推銷術�！�，不出數年，他的譯作贏得了廣大的讀者，他的思想攻勢取得了成功”（王佐良：關于文學翻譯答客問，《翻譯通訊》 1983/10 ）。
他翻譯的《天演論》，其文本實際是一種“信息型”功能的社科哲學讀本，嚴復為了實現(xiàn)他特定的翻譯目的，人為地在文本中設置了一些戲劇性場景，以增強吸引力迎合當時士大夫們的口味。例如，他將原文中很平白的一句譯為：
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, two thousand years ago,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, the whole country-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,…
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，在英倫之南，背山而面野。檻外諸境，歷歷如在幾下。乃懸想二千年前，當羅馬大帝愷徹未到此時，此間有何景物。 ……
一下就把讀者引入一戲劇性場景之中，將原文“信息型”功能巧妙轉換成一種“呼喚型”功能，極大地喚起了讀者的閱讀興趣，推動了《天演論》在中國讀者中的廣泛流傳。
一個世紀以來，人們對嚴復的“ 信、達、雅 ”作出過各種新的解釋。林語堂認為，這“三字訣”就是指“對原文負責、對讀者負責、對藝術負責”，例如譯文譯作品，如詩文小說之類，譯文求其必信必達之外，“不可不注意于文字之美”的問題�！啊胚_雅'三字的含義，尤其是‘雅'字的含義，根據這樣解釋，已不完全是嚴復的本義，而取其變義了。事實上，后來一直說信達雅，已很少在拘泥于嚴復的本義，尤其對‘雅'字，似乎人人能解，但是解各不同，如釋為雅訓，典雅，文雅，優(yōu)雅，優(yōu)美，文采，風格，講究文筆，注重修辭，強調文學價值和藝術價值”（羅新璋：我國自成體系得翻譯理論，《翻譯通訊》 1983/8 ）。還有人認為，嚴復的“三字訣”換言之就是“內容忠實、語言通順、風格得體”，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嚴復的求 “ 雅 ” 實則是講究 “ 修辭 ” ，講究譯文表達要 有精神和美感 “ 文采 ” ，但現(xiàn)在通常把它闡釋為 “ 保存原作的風格 ” 。
2) 魯迅的譯觀：
魯迅共翻譯十四個國家一百多位作家的作品，包括俄、日、英、法、德、奧地利、荷蘭、西班牙、芬蘭、捷克等多個國家不同作家的長篇小說、短篇小說、詩歌、劇本、童話和文藝理論著作，總字數達三百萬以上。
(1) 魯迅對翻譯的 結論性 觀點是“凡是翻譯，必須 兼顧兩面，一當然力求易解，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 ”，這是魯迅的基本思想。
(2) 針對當年那種“牛頭不對馬嘴”、“削鼻剜眼”的胡譯、亂譯以及所謂“與其信而不順，不如順而不信”的說法（梁實秋），提出了“ 寧信而不順 ”這一原則，主張直譯，以照顧 輸入新表現(xiàn)法和保持原作的風貌 。
(3) 他認為，翻譯 一要 “移情”、“益志”，譯文要有“ 異國情調 ”， 二要“輸入新的表現(xiàn)法 ”，以 改進中文的文法 ，在當時主要表現(xiàn)為改進白話文。
必須強調的是，魯迅其實是主張翻譯既要通順，又要忠實的。只是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況下，“寧信而不順”。理由是：“譯得‘信而不順'的至多不過看不懂，想一想也須能懂，譯得‘順而不信'的卻令人迷霧，怎么想也不會懂，如果好像已經懂得，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（魯迅· 幾條“順”的翻譯）�！保ㄙ軈f(xié)斌：略論魯迅的翻譯理論和實踐， 1983/4 ）。所以，魯迅所講的“寧信”，是強調要忠實于原文，“這所謂‘不順'，絕不是說‘跪下'要譯作‘跪在膝蓋上'�！旌�'要譯作‘牛奶路'的意思”（魯迅，二心集·關于翻譯的通信）。二是指要從外國語言的詞匯和語法中吸取對我們有用的成分（徐新民，魯迅與科普翻譯，《翻譯通訊》 1983/9 ）�！安槐胤裾J，這些充滿‘洋氣'的外來語，中國讀者起初看起來確有些不順眼，念起來不順口，但見得多用得多了，‘其中的一部分，將從不順而成為順，有一部分，則因為到底不順而被淘汰，被踢開'（魯迅：翻譯的通信）�！T如‘我想今晚去拜訪您，要是您不覺得有什么不便的話'這類外來句法，今天不是已經說得順、聽得懂，而且完全‘融入'到漢語中去了嗎？”（佘協(xié)斌， 1983/4 ）。
魯迅對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不滿，對西方文化的肯定和信仰使他始終堅守著直譯方式，堅持直譯甚至硬譯來打破傳統(tǒng)的封建文化，輸入異樣的句法來創(chuàng)建新文化。通過翻譯，他把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所缺少的先進文化因素輸入進來，借助它們對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痼疾進行批判和改造，用文藝來對國民進行思想啟蒙，喚醒麻木的國民性，引起療救的注意，這也正是他當年棄“醫(yī)”從“文”的初衷和動機。
3) 傅雷的“神似”說 (Spirit Alikeness) ：
傅雷 對翻譯有 兩個比喻 ，一是“以效果而言，翻譯應當 象臨畫一樣 ，所求的 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”。二是就手法而言，“以甲國文字傳達乙國文字所包含的那些特點，必須 像伯樂相馬 ，要‘ 得其精而忘其粗，在其內而忘其外 '”。
但是，“我們在翻譯的時候，通常是膽子太小，遷就原文字面、原文句法的時候太多。要避免這些，第一要精讀熟讀原文，把原文的意義、神韻全都抓握住了，才能放大膽子�！� 因此，在形式與內容的關系上，他根據自己深厚的中外文化修養(yǎng)，多次指出中西思維方式、美學情趣方面的異同，強調翻譯決不可按字面硬搬，提出了中西語言上的 10 大不同點 ：
“兩國 文字詞類 的不同， 句法構造 的不同， 文法與習慣 的不同， 修辭格律 的不同， 俗語 的不同，即反映 民族思維方式 的不同， 感覺深淺 的不同， 觀點角度 的不同， 社會背景 的不同， 表現(xiàn)方法 的不同”等。
因而，“ 即使是最優(yōu)秀的譯文，其韻味較之原文仍不免過或不及。翻譯時只能盡量縮短這個距離，過則求其勿太過，不及則求其勿過于不及�！� 理想的譯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 。那么原文的意義與精神，譯文的流暢與完整，都可以兼籌并顧，不至于再有以辭害意，或以意害辭的弊病了”，主張翻譯必須保存原作的精神和美感特征，做到“ 神形兼?zhèn)洹?nbsp;、 傳神達意。
4) 錢鐘書的“化境”說 ：
所謂“化境” (Sublimation) ，是指原作在譯文中就象“ 投胎轉世 ”，軀體換了一個，但 精魄依然故我 。換句話說， 譯本對原作應該忠實得讀起來不像譯本 ，因為作品在原文里決不會讀起來象翻譯出的東西的：“ 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可以說是‘化' 。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換成另一國文字， 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，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，那就算得入于‘化境' ”。因此，他贊同西方所謂“翻譯者即反叛者”（“ Trandutttore traditore ”——“ Translator, trator ”）的說法，認為 好的譯文應該在藝術上勝過原文 ：“譯者運用‘歸宿語言' 超過作者 運用‘出發(fā)語言'的本領，或 譯本在文筆上優(yōu)于原作 ，都有可能性”。
需要強調的是，傅雷與錢鐘書都是從美學 (aethetics) 角度提出的翻譯原則。而當代 許淵沖 先生也從這一角度提出了翻譯中國詩詞要傳達原文的“意美、音美、形美”的主張 (1979) ，并且指出這三美標準并非同等重要：“在三美之中，意美是最重要的，是第一位的；音美是次要的，是第二位的；形美是更次要的，是第三位的。我們要在傳達原文意美的前提下，盡可能做到三美齊備。如果三者不可得兼，那么，首先可以不要求形似，也可以不要求音似；但是無論如何，都要盡可能傳達原文的意美和音美�！薄叭馈痹瓌t強調了文學、尤其是詩歌翻譯中的重點。
如杜甫《登高》中的名句：“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”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不可譯，因為“落木蕭蕭”三個草頭，“長江滾滾”三個三點水，“蕭蕭”、“滾滾”又是疊字，這種形美和音美如何能轉達呢？其實，創(chuàng)譯法就可以化不可能為可能，如下面的譯文：
The boundless forest sh eds its leaves sh ower by sh ower ;
The endless r iver r olls its waves h our after h our .
原詩的“無邊”和“不盡”對仗工整，譯文 boundless 和 endless 也是遙遙相對；原詩“蕭蕭”是疊字，譯文也重復了 shower ，并且和“蕭”音似；原詩三個草頭，譯文也是三個“ sh ”的頭韻，原詩有三個三點水，譯文也有兩個詞是“ r ”的頭韻。但是原詩“滾滾”這對疊字只譯了意，而沒有傳達原文的音美和行美，這是有所失，但加上了“ hour after hour ”（時時刻刻）這個疊字片語，就可算是三美齊全了，因為原詩“不盡”可以包括空間和時間兩方面含義，在空間方面是無窮無盡，在時間方面就是時時刻刻，所以加上這個片語，就是以創(chuàng)補失，創(chuàng)造一個疊字片語來彌補形美方面的損失。（ 許淵沖，翻譯的藝術， 2006 ： 14 ，五洲傳播出版社 ）
4 ． 3 幾家西方譯論常識 （計劃學時 6 學時）
本節(jié)重點：常識性概念：泰特勒翻譯三原則，紐馬克文本分類說與語義翻譯和交際翻譯法， 賴斯的文本分類說，費米爾的目的論，諾德的紀實翻譯法和工具翻譯法，奈達的功能對等
4 ． 3 ． 1 西方古典、近代譯觀摘要：
從 公元前一世紀 前后的 羅馬帝國到十八世紀末 。在這個漫長的時期里，翻譯家們直接根據自己的實踐對翻譯作了初步的分析與論述，其代表人物有古羅馬政治家和演說家 西塞羅 （前 106-43 ）、古羅馬詩人與文藝批評家 賀拉斯 、古羅馬神學家 奧古斯丁 （前 65-8 ）、古羅馬宗教作家、《通俗拉丁文本圣經》的主要譯者 哲羅姆（或杰洛姆） 和德國宗教改革運動的發(fā)起者 路德 （ 1483 — 1546 ）等。他們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正確地翻譯希臘文學典籍以及基督教《圣經》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語文學的，主要注重原文的文學特征，熱衷于討論 譯者是該讓讀者向原文靠攏（直譯）還是讓原文向讀者靠攏（意譯） 的問題。標志著這個時期結束的是近代英國歷史學家與翻譯理論家 泰特勒 （ 1747-1814 ）于其中提出著名的翻譯三原則的著作《論翻譯的原則》（ 1791 ）。
1) 西塞羅 (Marcus T. Cicero ，前 106-43):
古羅馬政治家、哲學家、雄辯家。他對翻譯的看法是：“ (In translation), I did not think it necessary to translate word for word , I preserved the general style and force of the language . For I did not believe it was my duty to count out words to the reader like coins , but rather to pay them out by weight as it were ” ( 翻譯不必逐字直譯 ，應 保持原作總體的風格和語勢 。譯者的職責不是像數硬幣那樣一個詞一個詞地給讀者譯出，而是按原數量以斤兩支付給他們 ) ，這段話后來成了西方翻譯界的傳世名言。很顯然， 西塞羅 主張活譯，反對直譯 ，其翻譯理論要點大致如下：
（一）譯者在翻譯中應象演說家那樣，使用符合古羅馬語言習慣的語言來表達外來作品的內容，以吸引和打動讀者、聽眾的感情。
（二）直譯是缺乏技巧的表現(xiàn)。應當避免逐字死譯，翻譯應保留的是詞語最內層的東西（ genus omne vimque ），即意思。譯者的責任是給讀者“稱”出原詞的“重量”而不是“算出”原詞的數量。
（三）翻譯也是文學創(chuàng)作，任何翻譯狄摩西尼（古希臘演說家）的人都必須自己也是狄摩西尼式的人物。
（四）聲音與意思自然相連，或者說詞與詞義在功能上不可分割，這是語言的普遍現(xiàn)象，而由于修辭手段以這種詞語詞義的自然聯(lián)系為基礎，因此各種語言的修辭手段彼此有相通之處。這就說明，翻譯可以做到風格對等。
（詳見譚載喜，西方翻譯簡史， 2004 ： 19 ， 20 ）
2) 哲羅姆 (Sanit Jerome:347--420):
古羅馬宗教作家、《通俗拉丁文本圣經》的主要譯者。他在總結古羅馬戲劇翻譯大師們的譯法后，提出了這樣的問題：“ But do they stick at the literal words? Don't they rather try to preserve the beauty and style of their originals ? What men like you call accuracy in translation, learnd men call pedantry….I have always aimed at translating sense, not words . ” ( 他們是否死扣原文字面 ？ 不是更致力于保存原作的美感和風格嗎 ？ 你們所謂的翻譯之精確 ， 哲人們則謂之為迂腐。（因此），我一直著眼于這樣的觀點： 翻譯應譯意，而不是孤立的詞 。 )
哲羅姆陳述的翻譯原則和方法摘要如下：
（一）翻譯不可能始終字當句對，而必須采取靈活的原則，由于各種語言在用詞風格、表達習慣、句法以及語義、內容等方面都互為區(qū)別，因此不能采用逐詞翻譯的方法。
（二）應區(qū)別對待“文學翻譯”與“宗教翻譯”。在文學翻譯中，譯者可以而且應當采用易于理解的風格傳達原作的意思，但在《圣經》翻譯中，則不能一概采用意譯，而主要應當采用直譯。并指出，在這種“直譯”中，對《圣經》原文的句法結構不得有半點改動，否則就會損害《圣經》的“深刻含義”，降低譯文質量。
（三）正確的翻譯必須依靠正確的理解。“……句子要靠譯者的博識與精通語言才能理解、翻譯”，而不是靠所謂“上帝的感召”。
（詳見譚載喜： 26-27 ）
3) 弗里德里�！な┤R爾馬赫 (Friedrich Schleiermacher,1768-1834)
德國基督教新教哲學家、神學家和古典語言學家，其論文《論翻譯的方法》從理論上闡述了翻譯的原則和方法問題，要點如下：
（一）翻譯分筆譯和口譯。他是西方第一個把筆譯和口譯明確區(qū)分并加以闡述的人。口譯者主要從事商業(yè)翻譯，筆譯者則主要從事科學藝術翻譯。
（二）翻譯分真正的翻譯和機械的翻譯，前者指文學作品和自然科學作品翻譯，后者指實用性翻譯。筆頭翻譯屬真正翻譯的范疇，口頭翻譯屬機械翻譯的范疇。
（三）翻譯必須正確理解語言思維的辯證關系（略）
（四）翻譯可有兩種不同途徑，一是盡可能地不打擾原作者的安寧，讓讀者去接近作者，一是盡可能地不打擾讀者的安寧，讓作者去接近讀者。這實際上就是現(xiàn)在我們談論的直譯與意譯之分。施萊爾馬赫沒有正面提到直譯與意譯的問題，但可以得出這樣的理解：堅持譯作順從原作，采用的方法就是直譯，堅持原作順從譯作，采用的方法就是意譯 。
施萊爾馬赫的上述理論在 19 世紀曾產生過很大影響，至今仍有其重要意義，盡管他對口譯的觀點是錯誤的，口譯不僅是一門機械的活動，同樣是一門技藝，特別想即席傳譯甚至同聲傳譯，其難度較之筆譯是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（詳見譚載喜： 106-108 ）
4) 泰特勒 ( 1749-1814 ) 翻譯三原則 （ Tytler's 3 principles ） ：
在其《論翻譯的原則》一書中，泰特勒首先給所謂“優(yōu)秀的翻譯”下了一個定義：原作的優(yōu)點完全移植于譯作語言之中，使譯語使用者像原語使用者一樣對這種優(yōu)點能清楚地領悟，并有著同樣強烈的感受。據此，他提出了翻譯必須遵循的三大原則：
A. 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( 譯文應該是原著思想內容的完整再現(xiàn) / 復制 ) ；
B.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 ( 譯文的風格和手法應該和原著屬于同一種性質 ) ；
C.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 ( 譯文應該有原作一樣通順流暢的文筆 ) 。
值得指出的是，泰特勒的原則沒有考慮到“可譯度”的問題，實際上，譯文在意義和風格筆調方面的損失常常是難以避免的，“完全”復寫出原文的思想，即便在理論上可能做到（比如不加限制地附加譯注），在實際翻譯中也是難以實現(xiàn)的。
泰特勒的翻譯理論比較全面、系統(tǒng)，它不僅是英國翻譯理論史，而且也是整個西方翻譯理論史上一座非常重要的里程碑。 （詳見譚載喜： 129-132 ）
4 ． 3 ． 2 幾家現(xiàn)、當代西方譯論要點：
本小節(jié)將簡要提取少數幾家西方現(xiàn)、當代譯論的要點，并著重簡述一下西方的功能翻譯理論的幾點要旨。
1) 沃爾特·本雅明（ Walter Benjamin ）
德國 20 世紀上半葉在翻譯研究上最有建樹、影響最大的散文作家、文學批評家和語言哲學家。他的翻譯研究觀點新穎，自成一家，在西方翻譯史上穩(wěn)占一席，主要觀點如下：
（一）原文的可譯與不可譯，取決于原文本身有無翻譯的價值。
（二）翻譯不是譯意思，而是譯形式。翻譯不應以原文意思為根據，而應當詳細地再現(xiàn)原作意思的表現(xiàn)形式。譯者只需跟原作者打交道，絲毫也不必考慮讀者的要求。
（三）最理想的翻譯法，是逐行對照式翻譯即逐詞對譯。要再現(xiàn)原作形式，就只有死摳原文字眼。凡偉大的作品，例如《圣經》，其字里行間實際就包含著翻譯，如用另一種語言逐詞把原文寫在每一行的下面，偉大的作品就能完美地再現(xiàn)于譯文語言中，原文的效果也就會在譯文語言中引起反響。
（詳見譚載喜： 177 ）
2) 波斯蓋特（ J. P. Postgate,1853-1926 ）
既是英國文學家、翻譯家，又是文學評論家和翻譯理論家，提出了著名的 “ 后瞻式 ” (retrospective) 和 “ 前瞻式 ” (prospective translation) 翻譯法：
“ 后瞻式 ” 翻譯：翻譯過程中譯者始終 著眼于原作者 ，所謂 “ 向后看 ” ，而不是考慮目的語讀者 “ 向前看 ” ，因而方法上處于 被動 ， 拘泥于原文 ，譯文效果如何、能不能被讀者接受則不考慮，全是讀者自己的事。譯者采取的步驟是先理解，后表達。
“ 前瞻式 翻譯 ” ：簡言之，指譯者著眼于 的語讀者 ，用自由的方法和常見的表達方式處理譯文，以保證 的語讀者 原有的思想認知不受沖擊和預測不受干擾，翻譯 著重于譯文 而不是原文。因而理解是先決條件，譯者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表達上。
特別是翻譯古籍和文學名著，一般采用后瞻式翻譯，以便把重心轉向原作。因此，對后瞻式翻譯者，水平要求更高。而在前瞻式翻譯中，為了不使讀者感到生疏，譯者傾向于采用熟詞熟語，對原文意思不會摳得很緊，但在后瞻式翻譯中，卻要求譯者（ 1 ）理解原文的每一個詞；（ 2 ）選用最切近原文的譯語對等詞；（ 3 ）巧妙安排這些對等詞，使譯文在整體上是原文的準確的對等形式。
當然，他還提出了諸如“譯文效果要有學者判斷”而不是一般讀者判斷、“忠實是衡量翻譯成敗的最高標準”、“譯作的生命在于更新”等觀點。
( 詳見譚載喜 :181)
3) 西沃多·薩瓦里（ Theodore Horace Savory,1896-? ）
英國重要的語言學家和翻譯理論家，其翻譯思想主要表現(xiàn)在《翻譯藝術》（ The Art of Translation ， 1957 年出版， 1968 年增訂再版）一書中，他認為翻譯是一門藝術，進而把文學翻譯比作繪畫、把科技翻譯比作攝影，把翻譯分為四類，即完美翻譯（ perfect translation ）、充分翻譯（ adquate translation ）、綜合翻譯（ composite translation ）和科技翻譯（ translation of learned,scientific,technical and practical matter ）。此書論述了翻譯原則和方法，涉及古典作品、詩歌、《圣經》、教育與科技作品的翻譯，被人譽為“英語中論述翻譯的最佳之作”。
完美翻譯：指廣告、布告等純粹傳遞信息的翻譯，由于幾種不同文字寫成的布告，內容一模一樣，不帶任何感情色彩，只向旅客傳遞信息，所以譯成譯文語言時可達完美程度。
充分翻譯：指不拘形式、只管內容的翻譯。換句話說，只要譯文在內容上與原文保持一致，文字上有出入無關緊要。這類翻譯的服務對象是一般讀者。由于讀者感興趣的不是原作風格，也不是原作語言，而只是故事情節(jié)，所以對譯文往往可以放手增補刪節(jié)甚至更改。因為在“充分翻譯”中，“內容比形式更重要�！�
綜合翻譯：指從散文體到散文體，從詩體到詩體的文學翻譯，主要包括古典作品的高質量翻譯。這類翻譯難度最大，形式和內容一樣重要，甚至比內容更為重要，因此往往采取逐詞對譯。從詩此類翻譯的多為飽學之士，服務對象也不是一般讀者，而是嚴肅讀者。